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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办学一甲子|王育民:我的大学生涯

时间:2018-06-05 11:31来源:通信工程学院作者:zjb 点击:
 

前言:军令如山!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从河北张家口迁址北京的原定计划,献身大西北建设,西迁古城西安,自此开启了扎根西部育人育才的办学征程,这是西电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要一步。2018年,学校在西安办学已整整60周年。在这纪念与回望历史的日子,学校决定策划举办“牢记国家使命,古城再显担当”系列活动。为此,宣传部新闻中心特推出“西安办学一甲子”专栏,专访迁址西安之后学校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挖掘搜集相关历史资料。通过与他们的对话,追寻学校在西安砥砺奋进的足迹,梳理学校为陕西发展所做的贡献,展现西电人始终服从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担当。欢迎师生校友提供线索,我们将安排专人进行采访。联系人:付一枫,联系电话:81891713,邮箱:news@mail.xidian.edu.cn

生是西电人——我的大学生涯

王育民

我于1954年7月高中毕业,7月20日应招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参军入伍,分到有线电系学习,正式成为西电人,至今已有六十多年。

一、学在西电

请参看[1]中五——大学阶段。

二、王赤军政委领导西电的日子

记得1958年我校从张家口迁到西安后,一天从主楼正中北门进入一楼,正厅立着的屏风上赫然写着: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落款是毛泽东。后来得知是毛主席为解放军的通信兵和情报战士们的题字,表扬他们在战争年代所作的重要贡献[18]。

当时感觉这条语录很有诗意,将《封神榜》里我们中华民族充满想象力的美丽的神话故事呈现在眼前,我的心为之一动[19]。

60多年后的今天,仔细想来自己这几十年来的经历,竟然和千里眼和顺风耳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此密不可分,当时真是未想到!

1958年1月,我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通信兵部副政委王赤军少将兼任我校政委,时年41岁。[2]

这位生长在革命之家的后生,11岁时就加入湖南苏区的儿童团了,稍大后入了党,随红军长征到延安、抗日、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建立,由革命者转为建设者。

我与王赤军政委没有个人间的接触,作为一个普通学员,从听他的报告、一些间接的谈论和观察,我觉得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胸怀壮志、珍惜人才、富有魄力、敢做敢为的领导。有一次他讲学校的远景规划,从晚饭后竟一直讲到吹熄灯号后,还兴致勃勃地讲下去,时间虽长,但他的讲话富有风趣,具有鼓动性,大家听的津津有味,很受鼓舞,他提出要将我校建成我军电子科技的最高学府,亚洲东方电子城,用“生是西电人,死是西电魂!”的豪言壮语鼓励我们献身这一伟大事业。

王赤军政委工作勤勤恳恳、雷厉风行,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善解人意、关怀下级疾苦,因而能听到真心话,了解真实情况,从而能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

作为六十多年的西电人,我亲历了西电的近代发展历程,就我的认识,王赤军政委所作几件最有意义的大事是:

1. 统一思想认识:通过党代会、校师生大会、深入基层,宣讲西电发展规划,鼓舞大家,为西电美好未来献力、献策。

王政委在作学校发展规划报告

2. 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向通信兵部、中央军委呈送报告,阐明将学院扩建成为全军培养军事电子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提出扩建西电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得到中央军委和通信兵部批复。1960年1月1日,批准我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军电”,隶属国防科委,因地处西安,所以也简称“西军电”,是军团级单位,校长相当于副总理级别。我校成为与哈军工齐名的两所军内重点学校。这对于西电的后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 广罗优秀教学和科研人才:通过总政和教育部,从国内几个名牌大学和留苏、留德等回国人员中招募五十多位讲师以上教师来校工作,大大提高了我校的学术水平,成为后来我校博士、硕士点的骨干力量。

4. 大力开展科研工作:1958年学校迁西安后,秋季开始在主楼5层搞科研大会战,持续到1960年春季[3]。从教研室和高年级班抽调近百名教师和学生参加,还有五院二分院、哈军工的人员参加。分了7个课题组:① 航偏校正系统、② 五院二分院冯主任负责的研究组、③ 敌我识别系统、④ 红外线方位仪、⑤ 保密通信、⑥ 远程警戒(单脉冲)雷达、⑦ 机载雷达。到五楼会战下马后,有些项目转到研究所,如单脉冲雷达转到南京14所,有的可能就半途而废。

 

王赤军等院部系领导人同志参观气象雷达

此外未上五楼,还有很多分散在各教研室的科研项目如:气象雷达、流星余迹通信、埋地天线、单枢变频机、高纯度单晶锗的提炼等。这些科研项目后来大都做出了成果,得到实际应用。

校办工厂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为科研项目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实践证明,作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才能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在1960年时我校的科研经费据说已达900万之多,要知道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5. 努力扩大教学基础设施:筹建东、西两大教学楼;建通信兵904厂,后改为导航研究所;筹建容量为7000人的大礼堂,已打好地基,后被勒令下马。

6. 努力提高生源质量:由于我校已被列入国家20个重点高校之一,又是军校,可以提前政审招生,又逢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军校提供食宿、免费上大学,加上他亲自上阵做宣传工作,生源很好,一些准备上北大、清华的高中生也被我校提前录入[4]。我校1959、1960、1961年入校的新生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

7. 努力拓展以IT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我校原属通信兵,只有指挥系、无线系、有线系和雷达系。经过规划扩建调整为5个系,即1系为通信系、2系为电子系、3系为计算机系、4系为雷达系、5系为无线电物理系。其中设置了很多新专业,3系新建计算机、制导、遥测、外设专业,4系增设电子对抗、防空自动化专业,5系新设信息论和网络理论、电波传播与天线、量子无线电、半导体、元器件、电真空专业。全校共设置了16个教研室。这在我校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王赤军政委在我校工作的时间不长(1958,11-1962,8),算起来还不到4年,但他给我校带来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西电这一关键历史转折中,他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功绩将会永载西电的史册!

三、我校信息论专业发展概况

大学一毕业我就被分配到新建的5系十六教研室参加信息论专业的创建和发展,直到退休,亲历了我校信息论专业全过程。分为下述几个阶段介绍。

1. 文革前专业初创期

举办与信息论有关的几个学习讨论班,如Shannon信息论、随机信号与噪声、信号检测与估值、纠错编码等,培养提高教师水平。毕业了58、59和60三个班。详见[7、8,即回忆录2、3]。

2. 文革中的停滞期

我校于1966年4月15日集体转业,归属电子工业部,更名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教学和科研等一切业务活动告停。

我们信息论组的五个年轻教师响应号召,也为了逃避厌倦了的上街游行等活动,组织了“红旗长征队”,经陕南、四川、贵州,到了长沙。接到五系十六室指令,赶回学校,参加导航所2室中程导航系统的编码信号设计工作[9,《文集》前言]。一年多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勒令回校参加运动,并分到5系611班与同学们“三同”(同学习、同住,但油粮供应标准不同未能做到同吃)。

林彪的第一号手令,又将我们全家疏散到眉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学校后,学校的专业有些调整,我们信息论组被调到一系一〇一室。当时学校接受了一个科研项目——数字卫星地面站(当时定为机密级),成立了一〇三项目组,我被调去参加,开始了卫星数字通信学习和研究。此间曾到科学院计算所调研序列译码机的研制方案。但持续时间不长就下马了,故被讥讽为“一〇散”项目组。

举办了纠错编码和伪随机序列讨论班:在班上我们学习和讨论了美国1968年Berlekamp的名著《代数编码理论》和一些最新文献,并结合纠错码的最新进展学习了相关的代数知识,使我们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赶上了时代的要求。我们还编写了大量的讲义,如《纠错码讲义(第一册)——分组码》、《纠错码讲义(第二册)——代数编码理论》、《纠错码讲义(第三册,上册)——卷积码》、《纠错码讲义(第三册,下册)——卷积码的概率译码》、《组合数学与编码》、《伪随机序列及其应用》(上、下册)等,翻译了一些新材料如:《纠错码专辑——Goppa码译文集》、《伪随机序列的应用》(综述)、《信息论参考资料(一)——离散信道容量计算》(译文集)、《信息论参考资料(二)——信源编码进展》(译文集)等。我们得到我校情报资料室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他们用当时没人使用的大量资料费资助我们,印发到全国有关单位,进行交流。记得我们也曾不定期地收到科学院数学所万哲先教授所领导的编码讨论班寄来的交流资料,并曾和肖国镇教授借去京出差之机,到科学院数学所拜访过万哲先先生和他们的讨论班。

举办了信息论讨论班:在班上我们主要学习和讨论了1968年美国出版的Gallager著的《信息论和可靠通信》,也讨论了一些最新的信息论论文。Gallager的著作是一本高水平研究生教材,直到今天仍被广泛采用。通过这种研讨,将我们的信息理论又提高了一步。

到了1975年,很多人对“文革”已身心疲惫,人心思干,希望能够干点教学科研上的实事。教育部门也发文要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们信息论组的老师们开会讨论,要办学信息论的工农兵大学生班很不现实,因为他们的基础差,恐难毕得了业。通过到部队有关机构和研究所调研,我们就写了一个报告,给有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办一年制的学习班。经批准后办了两期,一期是编码理论,一期是数字通信系统。效果很好,为研究所和部队培养了一批懂电通信理论的人才,不少人在工作中做出了很好成绩[7]。

十年的文革期间,我们在专业上做的事不算多,大部分青春年华都献给 “突出政治”了。所幸的是,在文革后期,我们还读了一点专业书,为文革后的专业建设积蓄了一点力量。

3. 文革结束带来的转机,恢复国内外学术交流

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科技界迎来了春天。不久,恢复了高考,高等院校又有了新的希望。

1977年肖国镇教授、尹克震和我一起去参加了由中科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主办的“伪随机序列研讨会”,这是我国民间首次召开涉及密码学研究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关方面非常重视,参加“黄山会议”的有丁石孙、万哲先、王育民、尹文霖、尹克震、冯克勤、冯绪宁、刘木兰、林秀鼎、李德让、严有光、肖国镇、陆洪文、高鸿勋、秦文亮、陶仁骥、章照止、曾肯成、戴宗铎等。会议期间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黄山上出现了巨大的标语:“欢呼邓小平再次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科学院派钱三强副院长乘飞机到会上传达中央文件,会议抽出半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记得我和肖老师住在一个房间,推举他代表我们学校在大会上发言,我们躺在床上商讨要发言的内容,一直聊到快天亮才入睡,大家都异常兴奋,真有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会后大家一起游黄山,心情非常高兴,并写了首诗,其实只能算是个长短句。

登黄山

天都陡峭,莲花入云霄,崎岖小路急盘旋,顶峰踴现。

奇松峭壁,云端仙人立,迎客送客招手笑,游人辛劳。

云海涌涛,群峰下面飘,排云亭前多变幻,顷刻云散。

怪石林立,后山更秀丽,形象变幻万万千,生龙活现。

温泉歇脚,江山无限好,三中全会传佳音,欣喜万分。

学海无涯,赶超齐奋发,繁荣富强我中华,后有赢家。

黄山会议归来后,我们开始思考应如何恢复和建设信息论专业。经过讨论我们逐渐明确,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既要保持我们在信息论和编码方面的优势,还应当扩大专业面,特别是要迅速加强密码领域的研究,密码在未来信息化社会中必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是文革以后我们在专业建设上的最重要的决策,随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这个决策也曾得到信息论学会老一辈的启发和支持,陈太一等教授一直呼吁信息论学会注意密码理论的研究。后来的三次密码和编码学术会议也都是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由我们主办的。1979年春陈太一教授参加了一个去欧洲访问的中国通信技术的代表团,在访问瑞士苏黎世ETH时,一位华侨学者华祁石曾送给他一份RSA公钥密码体制的论文(1978),回国后他曾写信向我们提及此事,要我们关心此文。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密码文献中的一篇,其他三篇是,美国数据加密标准DES(1977),Diffie和Hellman的“密码学的新方向”(1976)、Merkle和Hellman提出的背包体制(1978)。

黄山会议回校后不久,就传来教育部要在高校中选一批教师送到发达国家作两年访问学者,以培养提高学术水平[8.回忆录-4]。

当时主事的吕白院长,思想活跃,积极搞改革开放。他珍惜人才,放手让业务能力强的做系、室的领导,任用胡征教授为学校的副院长。他最早接待外国学者来校访问,如Peterson、卡尔等。他也曾亲自带队出访苏联和美国一些大学。在选拔出国进修教师时,他提出自由报名、统一考试、按分录取,最后审批的原则,这在当时是很开放和公平的。

我和金益民、杨耆董、陈怀深等几位被选为教育部公派到美国做两年进修访问学者。校内曾组织英语口语进修班,由外语老师丁明一负责,教务处聂梦麒也对此事出过不少力。

通过信函联系我和金益民决定到美国夏威夷洲立大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短期外语和出国培训后就启程赴美。我们将成为西电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走出国门的几位教师。记得那天早上学校派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很多同事、朋友、领导和家人都到汽车队为我们送行,他们热情期待、希望的目光至今仍深藏在我的脑海中。

我和金益民能顺利赴美国夏威夷洲立大学电机系访问,首先应感谢夏大计算机科学系主任W. W. Peterson教授的鼎力帮助。他是计算机和信息论界的著名学者,是世界第一本纠错码理论的作者,计算机语言PL-1的设计者,日本Shannon奖获得者。金益民在Peterson教授指导下进修。

我将在林舒教授指导下进修。林先生发表过五、六十篇有关编码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和数本专著,在编码研究方面是一位有影响的教授。由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于1981年被选为美国IEEE的会士(Fellow Member)。

我和金益民于1979年12月5日到达美国夏威夷洲立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Peterson教授亲自将我们两人接到家中,几天之后才找到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一个会馆住下。我们不时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假日还接我们到家或餐馆吃饭,到海滨游泳等,待我们像一家人。

我在的电机系有两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林舒和郭法琨,郭教授在网络理论方面有深入研究,他写的“Network Analysis and Synthesis”是一本有影响的专著。和他们相处感到很融洽和亲切,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多位华人朋友,如陈惠开教授(到夏大访问)、段三孚教授(夏大物理和天文系,段祺瑞之孙)、章生道教授(夏大地理系)、孙穗芳(孙中山孙女)等,不时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学术活动和聚会。记得有一次我驻美大使柴泽民到夏威夷访问,美中友协夏威夷分会(U.S.-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N of HAWAII)主席方天倪先生请柴大使吃饭,将我和金益民叫去作陪,席间柴大使说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你们要广交朋友,中国有句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我们到夏威夷陆续有兄弟院校和机构选派的学者到来,如、包澄澜(南大气象系)、吴开震(山东大学)和张洪敏(山东医大)夫妇、庄心复(南航)、吴冰(北京民族学院外语系,冰心大女儿)、董振江(农林部)等,此外陆续还有一些有海外关系的年青人到夏威夷求学,如张治中的两个外孙女、成电张宏基教授的女儿等,大家远离祖国相会在他乡见面时都很亲切、融洽,彼此都很关照。

在Peterson教授家中做客留影(1980, 01, 02)

我们回国后,郭教授曾到西安访问过,林舒教授曾来多次来校访问,并被我校聘为特聘教授,他为增进我们与世界信息论和通信理论界的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0年5月我校吕白校长率团访问夏大,副团长:胡征教授,团员:蔡希尧、叶尚辉、张以杰教授。夏威夷华人促进会(CCSA-Chinese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为此还举行了欢迎聚会。

夏威夷华人促进会欢迎聚会上合影。我(2-2)和金益民(2-8)也参加了聚会。我校访问团有吕白(1-2)胡怔(1-4)、蔡希尧(2-3)、叶尚辉(3-1)、张以杰(2-3)等教授。

我校先后派出6人到夏大作两年的访问学者。

我校去夏大访问两年的教师:胡克俭、李锦峰、吴顺君,

后前排左起王育民、金益民、戴善荣

我和金益民于1981年12月按时回国。

在访问期间曾撰写几篇论文,其中一篇被在法国召开的IEEE IT’1982录用,回国后曾到法国参会。

法国IEEE IT’1982会上留影

左起:路卢正(校友)、林舒、胡国定(南开大学校长)、王育民

4. 回国任教,继续开展信息论专业建设

简述一件值得提及的工作,可详见[7]。

在原来信息论专业的基础上,经过30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一个崭新的、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密码学学科,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密码和信息安全技术专业人才。有不少已做出突出成绩。

1988年获准设立密码学硕士点,1993年获准设立密码学博士点,是全国首批两个密码学博士点之一,也是当时唯一的军外博士点。设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是国家211重点建设学科。

2011年获批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成为军外唯一的密码学国家重点学科和军事学一级学科授权点。

2016年1月,首批获得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学位授予权。2017年网络安全获批国防科工局国防特色学科。

(责任编辑:z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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